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对于企业而言，迁徙是一个事关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竞相向中西部转移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何下这么大的决心？图的是什么？

向内，还是向外？这已形成当下我国沿海产业转移大潮中的一场拉锯战。种种迹象表明，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代表的沿海产业转移大潮势头汹涌。转移企业由个别转为群体，由被动转为主动，由“独行”转为“抱团”。

以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内地转移为代表的产业转移，其速度之快、势头之猛，正成为一种剧烈、壮阔的经济现象。

（航拍湘西高速壮美如画龙恩泽/摄）

上篇：大势已至

1、从“风起青萍之末”到“势不可挡”

2008年,记者到湘南资兴市采访时,当地为引进一些“两头在外”、不交一分钱税的广东企业,欢欣鼓舞。记者走访了一家从珠海总部运来原料,加工成圣诞礼品,再通过珠海销往美国的企业。当时的报道说:虽然按政策不交税,但资兴却对这些企业张开双臂。市外经局长说,他们解决了部分就业,盘活了闲置厂房,消费了当地的水、电,支付管理费和工资费。

同样是在资兴,十几年后的今天,沿海转移而来的企业不管是数量、质量,还是带给当地的“真金白银”,都远非昔日可比。当地建设了17栋标准厂房,引进20多家电子信息企业入驻,厂房出租率达100%,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50亿元,税收1.5亿元。身处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资兴市政府2019年提出:敞开“南大门”,大力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湖南永州,同属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2018年5月,在深圳龙岗、宝安做手机多年的王杰,接触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工业园工作人员不到2个月,就开始把生产线转移到于他而言陌生的县城。

产业转移正在加速。据永州市商务局介绍,2016年至2018年,永州市共承接产业转移项目691个,其中401个项目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占总量的58%。2019年前5个月,全市共引进重大项目70个,其中对接引进粤港澳大湾区项目34个,总投资410.7亿元。

地处湘南的郴州、永州所显示的产业转移强劲势头,是当前产业转移大潮惊涛拍岸的一个缩影。2011年,国家级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被批复,2019年初,又被批复扩大为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2、为何下这么大决心转移？

——为成本而转移。张永福算了一笔账。与沿海地区相比,在内陆地区的生产成本降低约20%,其中主要是人工成本和土地租金。

——为环保而转移。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像陶瓷、纺织等一些污染较大的企业,在沿海一些地区近年实施的“环保风暴”中,首当其冲。在环保倒逼压力下转移的企业,呈分化态势。

（湖南长沙一家汽车工厂总装车间内，工人在紧张忙碌地工作陈思汗/摄）

——为未来而转移。走进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经济开发区,看到的是一片安静却繁忙的景象。开发区内的湖南立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里,两栋新厂房已投入使用,另有两栋厂房和一栋研发大楼正在规划建设中。这是一家专门从事电器散热片等生产的企业,多个饱受市场欢迎的手机品牌中都有立敏达的散热片。

2019年是立敏达从广东东莞到宜章县落户的第7个年头。尽管现在面临客户、供应商两头在外,以及物流成本升高等问题,但回想当初的决定,总经理唐健仍然觉得集团的决策正确。她说:“从沿海转移到内陆,就是为未来挖潜。近年来公司成长明显,预计年产峰值可达到3亿元。”

——为营商环境而转移。“这里的官员淳朴、实干,政策优惠,更让我们感动的是营商环境好。”在转移到湖南永州新田县一年多后,王杰这样评价。

他为记者作了一番对比:如果是周日,企业在生产中遇到困难需排解,在有的沿海城市较难找到基层政府部门的人,而在新田县,不管是晚上几点打电话给政府领导,“马上就有人来解决问题”。

（工人在湖南省江华明意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清洗部工作）

3、“政府之手”推动“市场之手”

201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了《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2年本)》,提出东部地区要率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承接国际高端产业转移,推动传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皖江城市带、湘南、江西赣南等一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应运获批而生。

发挥紧邻广东的区位优势,2019年初,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领头雁、内陆地区开放合作示范区。

产业转移成了江西省政府实施开放战略的“热词”。2019年初,江西省提出“东南西北”对接产业转移:积极“南下”“东进”,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等,将南昌、吉安、赣州打造成产业梯度转移承接示范地;主动“北上”“西出”,抢抓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机遇,重点承接京津冀地区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商贸物流和服务外包产业转移。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主要任务”第一项即为开展产业合作。“引进一批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文化旅游企业等,促进产业发展带动脱贫。”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借助产业转移大势,一批正在成长、转型或是艰难应对复杂市场环境考验的企业,在新的土壤上扎根抽芽,迸发出新的力量。

中篇：转移之困

女工马华朵的家，离厂区4公里,每天晚上骑着摩托车回家。

“终于每天都能看到孩子了。”马华朵说,“这是最让我高兴的事。”她在广州打工多年,是个相当熟练的制衣工,当湘南家乡从广东引进一家服装厂,她很快做出回乡就业的决定。

势头强劲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就地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为解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创造了契机。

（返乡务工的湖南衡阳农民工包姣丽，在家中抱起自已的儿子）

产业转移的大潮正在快速推进,但这种迁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水乳交融”。在改写经济版图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同时,产业转移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区域和企业的阵痛。在转移的过程中,如何引导产业有序落地,促进产业与地区经济之间的融合,是一道亟待解答的命题。

1、困境一:“明成本”下降,“暗成本”上升

——物流成本高。“这里的政府服务好,企业的难点是供应链支持不到。”湖南郴州某县电子厂反映,企业需要从广西一家企业进原料,但对方并不直接送货,因为附近只有自己一家企业需要,量也不是特别大。因此,原料只能通过东莞的总部工厂中转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西部一些地区交通条件改善,但是现代物流发展落后,欠缺全程物流服务体系,相应的物流技术装备和信息化水平也较低。此外,相比沿海,通关不便等瓶颈问题未有效解决。

——产业难配套。尽管内陆地区人工成本低,但远离配套企业带来的是管理及物流成本上升。

“以前一个电话可以搞定所有配件采购,现在却需要和供货企业多次沟通,商定发货时间、物流通道。”郴州天珑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蔡勇说。

自从3年前从深圳转移到郴州后,蔡勇时常为零部件采购伤神。这家企业每天生产手机2万部左右,其中80%销往非洲地区。由于订单十分充足,每天都需确保大量的零部件及时供应。

在蔡勇看来,沿海地区具有成熟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了以手机等生产企业为核心、相关零部件配套企业为外围的“航母集群”。“但在产业转移中,只有航母从沿海驶进内陆水域,其他舰船并未及时跟上,导致整体战斗实力下降。”蔡勇说。

——融资周转难。由于刚刚进入内陆地区,资产尚在逐步积聚,部分转移企业面临融资难题。

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企业,多是中小企业,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反映较多,适合产业转移承接的金融产品单一,难以满足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求。

转移到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的凯威集团董事长王杰说,迁入内陆地区后,购买原材料基本上都是动用自有资金,而在沿海金融市场发达地区,可采取第三方机构垫资的方式。相对而言,内陆地区还没有形成相应的金融生态。

新田县工业集中区管委会副主任刘陆军说,在市场的“高山”、融资的“冰山”、转型的“火山”面前,一些转移企业还没有做好充足准备,内陆地区虽然具备土地、劳动力等优势资源,但融资环境仍然是一大短板。

——社保费用高。劳动密集型企业对成本敏感,企业利润随市场波动,但企业的用工成本却难以调整。

中部地区一家县级经开区负责人反映,沿海一些城市几个险种加起来,企业为一名工人支付的险费800多元,而在本地仅养老保险一项,就达到同等的费用。中部一地级市政协调研发现,当地企业社保费率为16%,高于深圳的13%,很多企业未给员工缴纳社保。

（2019年10月17日，工人在贵州威宁经济开发区一家食用菌生产企业车间包装金针菇杨文斌/摄）

内陆地区不断攀升的“暗成本”,考验着内迁企业的承受力和耐力。一家已转移至内陆地区企业的负责人发现,随着最低工资指导线和社会保险费用的上升,转移到内陆的先发优势正在削弱。

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大学经贸学院教授邹璇认为,湘南湘西地区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较低,人均月工资低于大湾区500至800元,但这种优势能否抵消较高的企业税费、要素成本、物流成本和“五险一金”企业缴存成本,是对营商环境的一个考验。

2、困境二:短期血拼让利,长期“利好”未必

记者调研中发现,近年来对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最感兴趣、承接最多的是县域层面。

很多省、市、县三级都出台了一揽子招商优惠政策,有助于改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尽快转得了、稳得住、增强竞争力。值得警惕的是,前些年中西部一些地方备受诟病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大战,正集中“转移”到产业转移承接地区,一些县域之间已有“恶意竞争”的迹象。

中部某县为全国有名的“沙发之乡”,号称“肩扛沙发走天下”,在全国200多个县区有近7万人从事沙发生产和销售,如今借助产业转移契机,已将家私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之一。

意想不到的是,“卧榻之侧”杀出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隶属另外一个地级市管辖的邻县,近两年在土地、财政方面祭出优惠政策,提出打造千亿级家居产业链。两县的原材料都是从广东运来,面对经济体量比较大的对手强有力的优惠政策,“沙发之乡”有关官员倍感焦虑,望“惠”莫及。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其他地区。记者随意对比了位处同一地级市的两个县的招商政策后发现,在优惠力度方面大致相当。如,甲县提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地方财政所得部分“三免两减半”,乙县则是自投产之日起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留成部分,县财政前两年按70%、后三年按50%的标准等额补助给企业。

在外贸方面,甲县提出,第一年1美元奖励0.03元,以后新增部分1美元奖励0.01元,存量部分1美元奖励0.015元;乙县则提出,新增外贸进出口,按1美元0.03元奖励,补贴两年。

标准厂房租房补贴、贷款利息补贴50%、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专利获批奖励……地方政府给转移企业的优惠层出不穷。

“类似这样的招商政策,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恶性竞争。对吸引沿海产业落地内陆地区虽然是一种利好,却在无形中导致县区之间的财力比拼。”一名县招商干部说,产业落地之后如果不能形成良性的贡献,将对地方财力造成很大损耗。

一些地方尽管受制于债务问题,还是咬紧牙关力所能及给予一些优惠政策。有的招商干部感叹,如果没有这些优惠政策,政府有什么手段招商,凭什么让这些企业到你这里来?

中部某省政府职能部门反映,近年该省承接产业转移与其他省相比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政策支撑不硬”——出台的政策干货不多;有的部门出台了政策,但缺乏操作性;与中西部其他省市相比,资金支持力度弱,效果反差大。

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地区,具有一定的优惠“比拼”空间。中部某地反映,由于无法享受到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免征关税等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我市在承接产业转移政策层面先天不足”。

承接产业质量不高,是不少地方存在的突出问题。中部某省政府职能部门反映:引进的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密集型加工贸易项目;产业链不完整,大多数企业以代加工、代设计为主,处于产品价值链底端,产品增值率和企业利润都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差;集聚度不高,缺少成规模的大企业、大产业集群。

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当一部分是“代工”生产，正好处于“微笑曲线”低部。

总体而言相对利润率较低,在新迁入地能有多少贡献?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品牌,代工、贴牌现象突出,对中西部的辐射带动能力有多大?地方政府短期让利,消耗地方生产要素,加重地方债务,能否带来长期利好?能否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推动产业升级换代?这是中西部地方政府在承接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时必须面对的考问。

（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

记者在中部某县城郊见到:产业转移园里分布着几十家企业,不少冷冷清清,有的已经停产;而附近不远,县里新开辟的一块对接转移产业的区域,挖掘机轰轰作响,热火朝天。“猴子掰苞谷,捡一个掉一个”的承接产业现象,在一些地方正在上演。

血拼的优惠政策,使部分企业得到“便宜”。然而,由于这些政策扭曲了市场信号,干扰了市场配置资源,对企业可能是一个美丽的陷阱,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3、困境三:产业转移大潮，天女散花力量分散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沿海一些优势地区形成了较高的产业集中度,这也是形成“中国制造”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然而,当产业转移向中西部不同地区呈放射状延伸后,如同“拳头”散开的手指,面临力量分散的现状。

应该说,对于产业转移中的承接无序、产业雷同问题,国家、省、市三级层面都有注意、引导。

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2年本)》,2018年又修订发布。目的之一是着眼于解决产业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产业承接地之间盲目竞争、产业无序流动和落后生产能力转移等问题。

被寄望当好全国承接产业转移领头雁的湖南省,明确示范区各市州的主导产业,推动示范区各市州走差异化、特色化的路子,避免产业雷同,防止同质化的恶性竞争。近年来,该省对接沿海产业转移整体呈现出由低端到高端、由粗放到两型、由分散到集群、由配套到总装、由分厂到总部的发展趋势。

尽管上级行政层面敲“警钟”,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最后一公里”的县级经开区、工业园、集中区,却一定程度上按“惯性”前行。

记者调研发现,由于产业分散,原本的集群优势正在下降。无论是电子信息,还是机械加工,曾在沿海地区抱团发展的产业集群在转移时,像蒲公英一样四处散开。

一名将企业搬到内陆地区的企业负责人观察了3年后发现,一些转移到重庆、江西等地的同行,由于无法形成相应的规模效应,不得已再搬回沿海地区。“感觉像是一个蜂窝突然受到惊扰,蜂群四散开来。但它们在外无法独立生存,经过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蜂巢。”

中部某地级市官员在部署对接沿海产业转移时提出,不能走简单拼资源、拼土地、拼税收的老路;要特别注意错位发展,防止招商引资“互挖墙脚”、恶性竞争。从地市层面对各县区进行正确引导调控,会产生较好的效果。

龙南、全南、定南三县,是江西对接珠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的第一站。过去,这里也存“三国演义”内耗的现象。2017年,赣州强势主导,打造“三南”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示范地产业园,同时将全南工业园、定南工业园、“三南”示范园纳入国家经开区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统一招商政策,新增财力由市本级和“三南”按一定比例予以分成。

赣州优惠产业政策不搞“天女散花”,紧紧瞄准电子信息产业,设立电子信息产业引导基金,推动与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合作,设立国家级“三南”电子信息产品检验检测中心……从实践来看,“三南”经济发展态势强劲,发展环境优化,主攻的电子信息产业集中度和首位度不断提高,产业竞争力增强。

湖南省郴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跟记者谈道:以前招商引资走过弯路,发现来的不少是落后产能,是低档次的,孤军作战又无法生存。

“不能捡到篮子里都是菜。”这位负责人说:“现在要更多考虑优质产业链招商,只有来得好、接得住,才能留得下。”

下篇：未来三问

当潮流来临时,身处其中的人往往兴奋中带有不安,期待中夹着迷茫。

产业转移事关转移企业的“身家性命”,事关无数民众的就业生计,也事关中西部承接地的经济兴衰,更事关区域发展的协调与否。尽管之前多轮产业转移,能够提供一些规律性启示,但是时代变迁和当下形势,又给我国正在演化的沿海产业转移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命题。

（甘肃敦煌100兆瓦熔盐塔式光热电站全景范培珅/摄）

1、向内还是向外

20世纪50年代,美、欧向日韩实施产业转移;60年代末,产业转移浪潮又由美国、欧洲、日本转向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后者被称为“亚洲四小龙”;20世纪80年代,美、欧、日和“亚洲四小龙”又向我国沿海地区实施产业转移。

正在我国沿海开始的第四轮产业转移浪潮,一般被认为始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之际。

与前三轮产业转移的迁徙地都是指向海外不同的是,第四轮产业转移多了可选择的路径。一条路是迈向东南亚,以及中亚、非洲等地,一条路是指向内地尤其是中西部。

规模、体量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一部分,如三星的手机制造,以及一些上规模的国内纺织厂、鞋厂等,已转移到东南亚。而大量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要作出十字路口的选择,则没那么容易,十分纠结。

向内,还是向外?这已形成当下我国沿海产业转移大潮中的一场拉锯战。

湖南郴州宜章县经开区的一栋厂房内,工人们正在生产外销的立体书和贺卡。这是一家总公司在广东江门、刚转移至此不久的企业。这栋厂房的“前主人”是一家2012年前从东莞转移而来的鞋厂,2016年又转移到越南。

郴州适美手袋有限公司正考虑在越南建一个加工厂,“虽然相对于沿海地区,内陆省份依然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但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红利正逐渐打折扣甚至消失。”总经理陈集灯说,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仍有巨大的人力资本潜力,这是吸引许多沿海企业的直接原因。

“招工难”在内地也频亮红灯。调查显示,现在内地招工难不比沿海轻松,一是留守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二是农村二代三代工人一般都向往沿海城市生活,不愿留在本地;三是一些转移企业开工不足,对工人来说,长期稳定有事做才是最吸引人的;四是内地一些地方社保缴存比例较高,间接抬升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供地荒”也在内地时有呼声。土地是吸引沿海部分产业转移的一大优势,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用地受到严格控制,各地招商引资或企业升级提质往往受制于“用地”瓶颈。

中部某地级市政协调研发现,本市面临“用地严重不足”的考验。许多有投资意向的企业因用地不足或用地审批期限过长而“悬在半空”,致使项目无法落地。

此外,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一些产业领域的不确定性,也让部分企业选择提早将企业迁至东南亚国家。

一家企业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如果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不仅可以免去现有的美方加征关税,而且还可以借助当地人力资源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抵销企业外迁所带来的损失。

（在湖南省郴州市一家服装加工企业，农民工在车间作业）

不过,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并非一帆风顺。一些在越南等国家投资建厂的企业负责人提到最多的是,当地与我国的文化差异、对管理理念的排斥、守时信用等认知差异。

上述企业负责人说:“生产成本降低了,同时降低的还有生产效率。”

湘南一位做手机的企业老板向记者反映,他熟知的一位同行将工厂搬去东南亚,原材料在中国,要海运过去,损耗30%,快“拖死了”。

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跟风式”配套型企业。

湖南宜章一家电子工厂的总部在广东东莞,该厂管理人员反映,他们一直在给台湾地区一家老牌知名电子企业做供应商。当“老大”已经布局印度和东南亚时,他们一部分产能也跟着迁徙。

2、转移企业的“存活期”有多久

为了追逐低廉的生产成本,一些从台湾、香港等地流动而来的企业,如今流动到中西部。当中西部地区包括土地、劳动力、环保等生产成本也水涨船高之后,它们能停留多久?有多少能够扎根,多少就此消失,多少继续远走他乡?

2008年,记者到湖南南部某县采访时,当地政府官员正为引进“第一个外企”而倍感振奋。他向记者谈道:要敢于对转移来的企业“让利”。2019年,记者重访这个县时,听闻这个曾占据所属地级市外贸半壁江山的企业,在数年前已经关停。

这个县的经开区内,2016年有两家税收贡献较大的鞋厂,已经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他们分别于2011、2012年从广东而来。“招工难度增大,劳动力成本增高,是他们转走的重要原因。”当地经开区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是市场规律,不得不走。”

他坦言,近20年来,所在经开区招商引资经历了从“捡到篮子都是菜”的盲目阶段,到现在选商的转变。

2012年,记者在湖南南部另一县工业园区采访一家从广东而来、成为全县引进产业转移标兵的香港制衣厂。2019年,记者了解到这个企业由于受制于订单减少、工业园交通不便等因素,已经将原厂房闲置,苦守在县城分散经营。与它同期转移而来的鞋厂、制衣厂也大都搬走了。形成明显对比的,这些年当地引进的一批电子生产企业经营形势较好。

扎根湖南省宜章县多年的一家电子企业负责人,谈到未来发展时心有隐忧。产品售价会不断下降,人工成本增高,怎么办?企业的对策为两条:一是提升自动化水平,省下人力成本;二是做大市场规模,不辞退员工。

他谈到,同行一家企业从深圳宝安转移到江西,很长时间不能正常生产,做不出产品,置身于极大的风险之中。他赞同沿海企业在原地生产的同时,在内地扩建新厂;如果全部停产后新建,中间可能出现脱节。

蓝思科技转移到湖南13年，截至2019年6月,公司累计获得授权专利1400多件,产品由智能手机扩展到平板电脑、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以及智能汽车等终端领域,获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成为湖南制造业的领军企业。

但并非所有转移到内陆地区的沿海企业,都能够在转型中不断走向制造业的高端,找到与当地资源融合的道路。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企业在短短几年内就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这也暴露了沿海产业转移到内陆地区的一个新问题:转移之后能坚持多久?

“我们是转到湖南,有的同行转到云贵川。从我了解本行业的情况看,有的成功了,有的灰溜溜回家了,失败的占比不小。”凯威集团董事长王杰做过一番调查。他发现,转移到部分内陆省份的同行企业出现了一小波回流潮。这些企业转移到内陆地区时义无反顾,但重新迁回沿海省份时也毫不犹豫。

王杰说,转移到内陆地区后，厂房建设、人员招聘、物流通道、客户维护等都是摆在企业面前的一道道新的挑战。“尤其是前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动辄就是上亿元,如果不能迅速投产,很可能就倒在了第一步。”

3、产业转移的黄金期还有多久

在内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调研,记者发现多方都期待得到一个答案: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热潮会持续多久?

答案的获得,对于他们把握这一轮机遇,做好规划与对接,具有现实意义。前三轮承接地的产业转移时间一般都在20年。那么,新兴的一轮是否也是20年?

（工人在贵州省正安县“正安·国际吉他产业园”的一处吉他装配车间工作陶亮/摄）

2009年,正值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沿海产业转移潮流开始涌起,湘南一个紧靠广东的地级市举行的全市承接产业转移先行先试大会上,当地一位官员作动员讲话时说,这一轮产业转移预计为5年左右,机遇稍纵即逝,一旦错过,本市将成为发展的塌陷区,必须增强紧迫感,采取最大的力度、最硬的措施来抓承接产业转移。

10年过后,涌往当地的产业转移没有退潮,而是潮逐浪高。2019年,当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为契机,全面对接珠三角、长三角和东盟自贸区,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密切与大湾区产业、人才等协作”。

2013年,湖南省时任商务厅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未来10年甚至20年是产业转移的黄金期”。

由于产业转移呈现不同地区梯度转移的态势,记者调研发现,中西部不同的地区,对产业转移会持续多久有着不同的答案。如果说,对于湖南这样的中部省份而言,产业转移的大潮已经来临,那么对于相邻的西部省份贵州而言,潮头才刚刚抵达。

打火机产业在贵州浮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从沿海向中部再向西部梯度转移的表征之一。

2019年10月,贵阳海关发布消息,贵州省2019年出口打火机1065批次,出口货值突破1亿美元。自2015年贵阳海关承接湖南打火机产业转移以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铜仁市打火机产业逐渐发展壮大,成为贵州省出口龙头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就业、精准扶贫等做出了很大贡献。

据贵阳海关统计,2015~2018年,贵阳关区出口打火机由142批次增长到855批次,货值由1306万美元增长到7983万美元,分别增长502%和511%。

打火机辐射到贵州,连接湖南与贵州的沪昆高铁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是贵阳海关的分析。贵州是西部第一个县县通高速的省份,贵阳成为西部的高铁十字形交叉枢纽。如何把交通改善后的区位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

贵州省一位权威人士认为,承接产业转移是迫在眉睫的现实之举。“如果西部不承接沿海产业转移,那么相当一部分将转移到东南亚。”

“广东企业家到贵州投资面临多重红利。”2019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广东·贵州“东西协作产业合作”对接会上,贵州省省长一口亮出五重红利:

一是战略红利,完全符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布局;二是区位红利,立体快捷交通网络正全面提升贵州在西南地区的区位优势;三是市场红利,贵州有3600万常住人口,人均GDP已突破6000美元,正处于消费升级的关键时期,每年还有9亿多人次的游客；四是平台红利,拥有多个国家级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综合保税区及近100个产业园区,可承接广东投资项目迅速落地；五是政策红利,贵州正享受国家多重政策支持,企业开办时间仅为3.2天。

贵州开出的五重红利,一定程度上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自信姿态的缩影。

从记者调研了解到的情况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我国的存留时间,将会呈现同世界范围内不一样的形势,即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时间更长,转移的地域会更宽广。

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消费潜力巨大,紧靠国内市场的优势,将降低企业的成本;二是由于机器人的替代,一部分利润价值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减少对人力的依赖,从而可以不必为劳动力而迁徙;三是中国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从东部到中部、到西部,会呈现产业转移“接力”的壮观景象。

1990年代，韩国LG电子株式会社与长沙曙光集团合资兴建LG曙光电子有限公司，将彩色显像管生产能力从韩国转移一部分到长沙。不到20年，这个曾经产销红火，工业产值占据长沙市工业企业“龙头地位”的公司，歇业关闭，韩国LG悄然离场。

“这里没有研发机构，我们只不过是LG的一个车间而已，他们说撤就撤。”长沙经开区一位负责人对记者曾经这样反思，来自韩国的这次产业转移如雨过地皮湿，又如一场梦幻随风而逝。最终挑起经开区工业产业大梁的，还是本土生长崛起、有核心研发技术的工程机械产业等。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富有产业转移嬗变象征意味的是，在这片倒闭工厂的旧址上，不久又迎来了新的主人——从沿海转移而来、做智能手机面板起家的蓝思科技，继首发地浏阳经开区之后，由于成长迅猛，扩大产能于此。

数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奔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大潮,如今正在中国大陆择流奔涌。中国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未来图景最终如何呈现,将由时间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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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越南，想要下一个中国？

上文刊登的一篇《一场大迁徙正在中国上演！是越南、印度？还是贵州、湖南？决定关乎未来……》引起了读者很大反响，文中提到我国以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内地转移为代表的产业转移，正从前些年的序曲、发展阶段，进入到现在的高潮时节。

不只中国，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主体谈判的完成，“越南将成为下一个新兴制造业大国”的声音再度高涨。

那越南真的能变成“下一个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吗？

文|陶短房旅加学者

编辑|李雪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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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第三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峰会在泰国曼谷结束。

除了“临时退群”的印度，其余15国一致同意RCEP原则，不排除2020年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签署协议。（不过，好事多磨。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牧原秀树11月底接受采访时口风一转，“日本不会考虑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签署RCEP”。当然这是后话。）

11月5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文章称，RCEP主体谈判的完成，意味着一个涵盖全球约1/3人口和经济产值的区域一体化架构将拔地而起。在这个一体化区域内，将实现优惠、便捷的关税和市场开放体系，从而便利15国贸易、投资和产业的互联互通；而且，会在服贸、投资、技术、知识产权、原产地制度、竞争与反垄断、电子商务等各方面，实现“游戏规则”的一体化。

很显然，这意味着一个规则自主的、涵盖世界上相当大一部分新兴制造业国家的“次经济区域”将就此产生，越南就在其中。

耐人寻味的是，近来，关于“越南将成为下一个新兴制造业大国”的各种声音再度高涨。其热度不亚于在2008年到2012年间集中爆发的对越南“总理潘文凯推动建设美式国家”的炒作，然而实际上，潘文凯总理在2006年6月27日就卸任了。

一些最激进的论调甚至认为，越南将成为“下一个中国”，从而迅速取代后者在全球制造业版图上的地位。

这些论调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越南离下一个“新兴制造业大国”还有多远？

1

几经沉浮

数据“看上去很美”

越南制造业起步很晚，法据时代的越南仅能制造传统的手工业品。

二战后，随着法国势力的消退，越南进入南北分治时期。北越在苏联-东欧集团和中国的支援下，建立了一些基本的重工业、军工业和配套产业，但起点既低，又饱受美军空袭摧残，发展十分缓慢；南越则在美国扶持下发展了有限的军工产业，以及以对美出口为主的轻工业。

1975年，越南统一，重工业发展随着《越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署步入快车道，轻工业则由于美国市场的丧失迅速萎缩。

1978年，越南侵柬，翌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此后，越南陷入两线作战窘境。且随着苏联-东欧集团自身的不断衰落，越南制造业陷入独立以来空前低谷，国民经济极度萎缩。

1990年，中越关系正常化；5年后，越南和美国实现历史性和解。在当局“革新开放”政策鼓励下，因劳动力价格便宜，及在东南亚各国中相对更强的组织纪律性，越南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其起步切入点放在了“多快好省”的“三来一补”轻工业上，球鞋、拖鞋、塑料凉鞋这“三鞋”迅速风靡美国市场，随后纺织、家电等轻工产业也开始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越南一度被看好将成为继“四小龙”（港台新韩）、“四小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尼）之后又一个崛起的新兴国家，甚至已有人性急地将越南和前述“四小虎”合并，称为“五小虎”。

彼时，中国正进入改革攻关阶段，许多国际观察家认为，越南等“小虎”将先于中国步入增长快车道。

然而，好景不长。

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当时越南最大外国直投来源地——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越南和其它东南亚“小虎”一样陷入制造业发展的巨大瓶颈，直到2010年前后，才随着“大中华地区”投资的源源涌入和中国大陆过剩产能转移重新进入快速发展期。

2018年，越南GDP增速高达7%。美国海关统计显示，2019年一季度，越南对美出口同比飙升40%，增幅在40个对美主要出口国中位居第一，出口额达206.9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49.83亿元），同期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减少13%，为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减幅。

具体到明细类别，越南对美手机、电脑类产品出口同比分别增加200%和78%，中国同期却是-27%和-13%。

不仅如此，和上一次（2008年以前）高速增长期相比，此次越南制造业的增长显得更多元化，也因此更“扎实”。

根据越南海关的数据，2017年越南制造业出口价值最高的产品类别依次为电机和设备（9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585亿元）、鞋类（19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94亿元）、机械（包括电脑类，14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22亿元）、服装及服装配饰（13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67亿元）、纺织及抽纱制品（1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11亿元）、家具、床上用品、照明、标志物及预制建筑（8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24亿元）、光学仪器及医疗设备（5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92亿元）。

虽然和中国等新兴制造业大国相比，越南制造业出口大宗，仍是“三来一补”和鞋类、纺织品等轻工产品，但较2008年以前的“清一色”，进步无疑是显著的。

某种程度上，一些越南经济决策者，以及出于种种动机高看越南制造业前景的各国人士，正是基于这些良好的数据，给了他们足够的底气。

这些数字看上去很美，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越南要迈向“下一个制造业大国”，需要跨过重重障碍。

2

实现超越有“四大短板”

首先，“自配套能力”薄弱。

越南轻工产品的自配套能力十分薄弱。以配套能力相对较高的服装纺织业为例，其面料国内自给率仅不到16%，棉花自给率不到20%，70-80%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是用于再生产出口的。其它产品也是如此，甚至更严重。

曾有非政府组织进行调查，在越南和中国同时以同样条件寻找“塑料袋”供货商，结果中国可找到3850家，而越南仅485家。进口成分占总成品价值比重，电子产品为约77%、药品约80%到90%，塑料产品约70%至80%。

这种状况一方面让越南制造业产能“虚增长”，利润却多被上下游和外商投资者赚取，另一方面也抵消了其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

此外，在新产品样式、专利、专业设备和模具等方面，越南厂家也往往遭遇困难。

其次，规模仍是瓶颈。

越南制造业中最有竞争力的仍然是小规模企业。美国商会的统计显示，越南制造厂家愿意接受的外商最小订货量（MOQ）平均只有中国同类产品的约1/4，这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小经销商和初创企业而言相对有利，但缺乏大规模大批量快速生产的能力。

以近年来公认竞争力最强、增长最快的越南制造业企业——纺织服装业为例，大多数工厂的雇员数在500至2500间，年产能约30至200万件。

越南商会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曾表示，这种状况虽然导致越南制造业难以应付大批量、需要快速交货的订单要求，“但因为手工加工比例高，易于发扬‘工匠精神’，品控较其它竞争者更好”。

对此，美国商会不以为然，他们在今年稍早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较小的企业规模和高度不稳定的原料品控，导致越南供货商“完全无法确保大批量同规格订货的品质均匀”，因此“实际上不符合现代化制造业的基本要求”。

第三，品质仍不稳定。

一位北美中档休闲运动鞋“定牌”订货商原本在中国福建某地订货。随着当地订货成本逐年抬高，2017年，该订货商将订单改在越南，结果，“最关键的前网面只穿了3个月就千疮百孔，不到一年就面目全非”，而原先在中国的订货“穿五六年也几乎不会破洞”，“质量参差不齐，相差太大，同一双鞋，左右脚的品质甚至大小都有明显差异”。

不少“老外贸”称，中国、墨西哥、土耳其等新兴制造业大国当初异军突起的关键，是“价廉物美”四个字，而“越南制造”如果走了印度“价虽廉物不美”的道路，难免遭遇和昔日印度（尤其印度纺织业）相同的瓶颈。

第四，生产成本“不上不下”。

比起中国和东南亚“小龙小虎”们，越南劳动力成本是有价格优势的。

2019年越南官方数据显示越南最低工资标准（月薪）如下：

但是，这个“优势”只是相对的。并且这个水平近年来增长缓慢，2019年平均增速仅5.3%，低于去年的6.5%和2017年的7.3%。

和2014年同期相比，2019年1至6月，越南平均工资增长了50%以上；自2016年起，奖金、津贴等基本工资以外收入也逐步纳入社保投保额计算，雇主负担陡增。加之，随着越南和一系列工业化国家签署自贸协定，有组织的罢工与日俱增。

2018年3月，著名鞋业品牌“宝成”曾抱怨，“7年5次罢工，工资增长17倍”。此后，该鞋厂又遭遇了两次罢工，并不得不继续加薪。

同年，当地鞋业和纺织业“三来一补”企业预估，照目前趋势，越南同类厂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与中国国内持平，在鞋业只需5年，纺织业只需7年。倘果真如此，“越南制造”将陷入前有中国“泰山压顶”，后有柬埔寨、孟加拉等国“釜底抽薪”的尴尬局面。

另外，随着2018年中国制造企业大量向越南转移产能和杠杆资金介入“炒地皮”，曾经是“越南制造”最关键优势之一的土地、厂房价格优势也逐渐减弱。

第四，基础设施拖后腿。

越南的公路只有20%铺设了路面，主要铁路干线是法国占领时代遗留下来的，没有一个吞吐量进入全球排名榜的大港口。中国拥有全球10大最繁忙港口中的7个以及日新月异的铁路、公路网络。

从胡志明市到河内，铁路里程1726公里，特快列车要跑34小时；从北京到上海，1318公里的里程高铁仅需4.5小时。

外来资本对这些长线项目普遍不感兴趣，一度被炒得火热的越南“北南高铁”，早在2000年就提出，原本“力争”2014年开工，2035年全线开通。实际上，几经波折，该项目至今仍停留在图纸和模型上，甚至，规划名称也悄然变成了“2045高铁规划”。

基础设施的“先天不足”、“后天乏力”，正严重制约“越南制造”的增长后劲，一旦越南按自身规划，逐步实现制造业“由轻到重”的升级，对交通、物流、水电供应的需求将更上一个台阶，届时缺口也会变得更大。要知道，越南的水电供应也已进入瓶颈状态。

3

处境有点尴尬

“不轻不重、不上不下”

我们把视角抬高一点，从整个东盟的范围，去看一看这个红极一时的“新兴制造业发展区域”的真相。

尽管“动静很大”，但是，仅就制造业而言，越南在东盟10国中始终处于一个“不上不下、不轻不重”的尴尬位置。

说它“不上”，是指在制造业国际分工中处于较低环节，不但无法和中国、韩国、墨西哥、土耳其等新兴制造业大国、强国相比，在东盟区域内，也被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产业升级的新加坡等国远远甩在身后，软硬件和劳动力素质、投资环境等方面甚至不如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

说它“不下”，是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最“末梢”干“脏活累活”方面，它也比不过“近水楼台”的中美诸国、有“普惠制”加持的非洲新兴制造业国家，甚至劳动力政策更宽松、劳动力和厂房租金等成本更低廉的柬埔寨、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

一位熟识的橱柜制造商坦言，自己把产能从华南转移到非洲莫桑比克，目的是借“普惠制”绕开高关税，进入北美市场，“越南受到的‘双反’弄不好比中国还多，成本还越来越高，我躲还来不及呢”。

说它“不轻”，指的是越南的轻工业最容易被更低端国家替代、被工业化出口目的国“双反”的范畴，上世纪90年代至今，越南屡屡在这个问题上吃亏。在“对接导向”上的犹豫、模糊，其它东盟伙伴国纷纷抢占“高一线”产业阵位，让势头看似不错的越南制造业，正不得不面对“高一线阵位被抢占、更高阵位‘高攀不上’”的难题。

说它“不重”，是指越南尽管早在越战时期就大力发展重工业，近年来更屡欲有所作为，但受制于“先天不足”和后天基础设施、治理管理能力、投资环境、投资者投资意愿等，发展相对有限。不要说和中、韩、墨、土等国相比，和东盟区域内的新加坡、印尼、泰国都有相当差距。

“四不”外加“一没有”（没有充分的基础设施支撑），正成为越南制造业“再上一层楼”迫在眉睫的制约，且并不容易解决。

而且，与欧盟迟到5年的自贸协定也未必是越南制造业的福音——双方之所以长期僵持，根源在于欧盟希望将自己一套环保、生产环境、劳工福利等强制性标准强加给越南，一旦落实，越南制造业最大的优势——劳动力成本，将被极大削弱。

前文已经提到过，越南工资、劳保水平十分低下，“有空调的厂房寥寥无几”，距离欧盟标准显然相差太远。更重要的是，越南和欧盟同样缺乏“你生产的我需要，你需要的我生产”这种“循环互补共生”关系。

目前，和越南间具备这种典型关系的经济体只有两个：美国和中国。

4

战略选择

走错一步后果都很严重

要知道，东盟10国是清一色的出口型、外向型经济，且都不同程度存在国内市场开发度低、制造业“自消化”能力相对较差的弊端，因此，任何有意义的“次区域框架”，必须包含一个纵深开阔、“吞吐量”巨大，且愿意对次区域内较小伙伴开放本国市场的大型经济体，惟如此，才能构成一个“有出有进”、自成体系的“次区域自循环”，实现此区域内各国的互补和共同促进。

在这方面，东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两条腿走路”：

*推动跨太平洋贸易协定（TPP）“落地”；

*推进RCEP。

二者有很多相似处，比如：

都是开放式架构；

都包含规则和标准的一体化，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关税或贸易机制；

都通过拉入至少一个大型经济体，实现区域经济的“自循环”。

二者最醒目区别是：TPP“有美无中”，RCEP“有中无美”。

奥巴马（BalackObama）时代的美国希望“牺牲”本国市场开放度，换取东盟经济和制造业更加依附于美国这棵“大树”。东盟10国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影响力且喜且惧，内部分歧严重，不仅拉入素来“不好说话”的印度“对冲”中国影响力，而且在投入和重视程度上也是厚此薄彼。

在这种局面下，TPP“高歌猛进”，RCEP只能是“挂一档慢慢走”。

当初，越南是TTP最热心的推动者之一。观察家评论，对海外市场、尤其美国市场依赖度畸高的越南制造业，需要一个有美国参与其中的TPP，来解决其制造业的“流出口”问题。

越南朝野曾乐观地认为，随着TPP的实现和越南-欧盟自贸协定的签署，“越南制造”将迎来一个空前友善的国际环境，且一些躲避美国贸易壁垒的制造业，也可能向越南转移。

（美国退出TPP）

然而，2017年1月23日，刚刚宣誓就职没几天的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让美国退出了TPP。特朗普的“退群”让TPP变成了《笑傲江湖》中的“四岳剑派”，剩余成员国近乎清一色的出口国，既无法解决市场问题，也难以形成互补的循环和分工合作。

此后，其它成员国尽管推动所谓“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但是，如前所述，一个缺乏了大型经济体、只剩清一色外向型经济国家的“次区域”，是无法构成产业发展、尤其制造业发展“自循环”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度被冷落的RCEP迅速被东盟十国“路人转粉”，并且宁肯不给当初被硬拉来“对冲”的印度面子，也要努力向前实质性推进，其内涵一如《法兰克福汇报》文章所言，东盟大多数国家在其经济、尤其制造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半被动、半主动地选择了优先和中国对接。

这样的对接是互惠互利、相互促进的：中国可以借助东盟各国，加速产业转移和升级、更新，减少相应风险和成本，而东盟各国也可借中国制造业“树上开花”，并得到上、下游配套和资金、市场的相关便利，形成良性循环。

我们看到，在美国从TPP“退群”后，东盟新兴制造业国家中，原本在“对接中国”方面最为积极的柬埔寨、马来西亚固然劲头依旧，原本态度相对谨慎的新加坡、印尼，甚至一度存在抵触情绪的菲律宾等国也“精神抖擞”。

与之相比，越南在这方面的态度，有些心不在焉。

一方面，尽管美国不断向越南制造业施加压力，但越南国内经济决策层似仍将“对接美国”当作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它们对推动越欧自贸协定和CPTPP，也仍抱有较其它东盟新兴制造业“邻居”更殷切的期冀。

必须严肃地指出，对出口导向型新兴制造业而言，“对接方向”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如果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举棋不定，走错一步，势必付出巨大的代价。

5

将成中美贸易战最大赢家？

想太多了

自2010年以来，越南人也好，境外观察家也罢，都热衷于评论越南制造业能从中美博弈中获得多少红利。

许多观察家称，随着几年前中国开始“腾笼换鸟”、“清理过剩产能”，加上自2011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增长达60%以上，不仅大批外国投资者、甚至许多中国本土厂家也纷纷将产能转移到越南。

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加剧后，这种趋势有加强之势。

许多在越南设厂的外国投资者开始兴建更大更多的厂房、宿舍楼，以容纳快速膨胀的产能和员工，技术培训学校人满为患，毕业生就业形势火爆，如上文所述，对美贸易更是如火烹油。

正是在这一系列数据刺激下，一些越南高级官员才喊出“越南将成为中美贸易纠纷最大赢家”的口号，而某些外国观察家也给越南冠以“下一个中国”的头衔。

然而，6月26日的“特朗普”凉水，却让许多越南人如梦方醒。

这一天，特朗普在福克斯商业电视台做节目时痛斥：

“越南占美国便宜比中国更甚”“虽然比中国小却几乎是所有（对美国出口）国中最恶劣的”……

（特朗普怒斥越南）

这让越南朝野和许多预言家所谓“产能转移越南以规避美国关税壁垒”的乐观预期，如台风后的玻璃窗般碎了一地。道理是明摆着的：整天高喊“美国第一”、“不让外国占便宜”的特朗普，既然不愿让中国“占便宜”，当然同样不愿让越南真的成为“第二个中国”。

特朗普更直截了当地指出，针对中国发难的目的，并非让外国甚至中国出口商把产能换到越南，再继续向美国倾销，“我要的是它们都回美国去生产”。

许多记性稍好者已经想起一个事实：美国对越南轻工产品（如鞋类）的“双反”，甚至比对中国同类产品还早几年开始。

从“三鞋”开始，美国就一直非常警惕越南轻工制造业的发展和对美倾销，在WTO框架下针对越南轻工产品的“双反”甚至早于对中国同类产品。此次特朗普虽未直接提及“加税”，但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尽管越南通过对美更多让步，暂时稳住了暴躁的特朗普，但此时此刻美国选战方酣，特朗普如何取舍不问可知。更何况，根据特朗普“欺软怕硬”“得寸进尺”的惯性，他恐怕会变本加厉地压制越南对美出口，尤其中国和其它外资企业“洗澡蟹”式的变相对美“经第三方出口”。

一旦美方“双反”和加税双管齐下，越南就会瞬时从中美贸易关系紧张的最大受益国，转变为最大一条被殃及的池鱼。

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其国际市场的多元化、产业领域的齐全、产业链的完整和国内市场规模及潜力的巨大，也令其具备强大得多的“抗击打能力”，而越南在上述领域均逊色得多，一旦美国“关门”甚至仅仅作出姿态，就足以对其脆弱的经济和制造业基础构成巨大震撼。

更要命的是，如前所述，外国产能、资本的源源流入越南，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规避美国关税壁垒的需要，如果美国明确流露出对越南实施关税、非关税惩罚的意向，这种“涌向越南”的动能就会趋于衰竭，毕竟如前所述，在越南投资存在诸多不便，且其国内市场狭窄。倘丧失了对美国这个最大出口市场的“潜力联想”，外资对越南制造业的投资兴趣和意愿就会大减。

怎么办？对越南而言，“手到病除”的“靶向药”暂时没有，但应对一时之患的“止疼片”，其实还是有的。

此时此刻，越南恐还需设法和中国达成更多谅解，毕竟，不论上游、下游，中国都是与越南制造业关联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从刚刚结束的RCEP“定稿”看，越南在这一方面已有了较前充分、清醒的认识——尽管不无犹豫，但毕竟还是在向前迈步。

另外，越南需要更有效地刺激内需消费。

纵观几个新兴制造业大国崛起的路径，不难发现，它们不约而同在“三来一补”大发展几年后，走上了更多依靠内需的道路。越南国土面积虽然不大，却是个人口近亿（2019年4月1日人口普查数字为9620.9万）的国家，如能适时调整制造业构成，激活内需潜力，至少日子会比现在好过得多，面对区域外大经济体的“软硬打击”，也将具备较前更强的“抗击打能力”。